由夏樹擔當東道主的香農河六日游，由利默裏克出發，在都柏林收尾，行程橫貫愛爾蘭島，一路雖然沒有前呼後擁、奢侈佳肴，欣賞著宜人風景，享受著輕松時光，倒是愜意得很，而愛爾蘭和英國的往日宿怨似乎也在王室成員和政要官員的友好相處中淡薄了許多。

隨著鐵路公路建設的全面鋪開以及利默裏克的強勢崛起，在當今愛爾蘭的經濟和社會格局中，香農河的重要性已不及前一個世紀，但在對上游運河段進行疏浚擴建之後，它的軍事意義儼然有了不小的提升，即便是在枯水期，數百噸的輕型艦艇也可以經由這條航道往來於新都舊府之間。

對於香農運河的變化，英國王儲愛德華的隨行軍官們給予了極高的關註，待游艇抵達都柏林之後，他們的驚愕更是溢於言表。昔日的繁華都市原本毀於戰火，因政治經濟中心的西遷而變成了一處海防要地，雖然大量采用了德式裝備，它的布局體系卻截然不同於已知的任何一種風格，因受德國軍事專家的高度讚揚而為世人所知，但除了參與建設的德方人員，在工程整體竣工後尚沒有哪個國家的軍政官員正式受邀前來，得獲機緣者也多是匆匆一瞥。英國王儲一行人不僅獲準登岸，還在夏樹的親自陪同下視察了部分防禦設施，見到了傳聞已久的巨型要塞炮群，其中果然有從“虎”號戰列巡洋艦上拆卸下來的13點5英寸主炮。一群英國人對著它們默立片刻，唏噓與心酸不言而喻。

在都柏林下榻一晚，次日會談，英國官員再次提出兩國展開經濟合作的建議。以英國的工業基礎、貿易資源以及消費市場，若與愛爾蘭、西班牙、奧匈帝國締結經濟同盟關系，對這三個難兄難弟的經濟發展必定能夠起到積極作用，也必然成為這個經濟同盟的領頭羊，拋開政治外交因素，是值得進行嘗試和冒險的。然而礙於同盟國陣營與美英的對立，愛爾蘭不可能跟英國展開全面的經濟合作，充其量只能簽署一些互惠互利的貿易協定，例如工業產品關稅減免。那樣的話，愛爾蘭生產的福特T型車就能夠大舉進軍英國市場，並且在售價上保持足夠的優勢，而愛爾蘭也能夠以較為低廉的價格從英國獲得滿足本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需求的工業產品。

本著積極而又謹慎的心態，雙方的會談終於進入實質性階段，可就在這時，北方爆發宗教流血沖突的消息猶如一記晴天霹靂，把會談的氛圍攪得一團糟。

沖突的導火索起於克雷加文，一座離貝爾法斯特大約一小時路程的小城市，一名地方執法官員在家中遭到槍殺，消息隨即引發了當地天主教徒的聚集示威，然後新教徒聚居的一個街區遭人縱火，多棟民居被焚毀，近百名新教徒流離失所，引起了新教徒的強烈不滿。緊接著，在克雷加文附近的另一座城市坦德拉吉，天主教堂被縱火焚燒，數百名天主教徒跟人多勢眾的新教徒在街頭爆發流血沖突，在軍隊趕來控制局勢之前，當地警察斃傷武裝暴徒數名，自身也有傷亡。之後，新教徒對外宣稱愛爾蘭軍隊采取了武力鎮壓手段，手無寸鐵的死難者超過百人，更有數以百計的無辜平民受到羈押，愛爾蘭北部的新教徒隨之展開了大規模的抗議行動……

這一幕的出現，夏樹並不感到驚詫，甚至將它視為避無可避的必然。為了改變愛爾蘭土地高度集中、重牧輕農的狀況，從根本上改變愛爾蘭貧富懸殊和階級落差過大的弊病，愛爾蘭王國政府頒布了禁止非法圈地、平衡農牧用地等多項法案，以政府購買土地的方式將大地主和農場主手中的土地分配給普通民眾。隨著這些律法和政策的逐步施行，處於社會底層的愛爾蘭人漸漸擺脫了以往那種浮萍般的無根生活，溫飽問題得到了解決，生活條件也一天天好起來，但顯然不是所有人都對此感到滿意。愛爾蘭以天主教徒居多，愛爾蘭王國成立之初遵循多數人的意志，選擇天主教作為國教，新教徒在心理感情上本來就產生了被遺棄、受迫害的感覺，愛爾蘭政府寬容的宗教政策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而因宗教引發的社會問題在新教徒居多的愛爾蘭北部顯得尤為突出。

愛爾蘭北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沖突最早起源於英國1609年的阿爾斯特種植園殖民計劃，該計劃沒收當地人所有的土地，以英格蘭和蘇格蘭新教徒“種植者”移民阿爾斯特。當地天主教徒和殖民者之間的對抗導致了1641-1653年和1689-1691年兩者之間兩場血腥的民族宗教沖突。英國新教徒在愛爾蘭的政治統治地位在這些戰爭與愛爾蘭刑法中得到保證，後者規定剝奪與英國國教會——聖公宗愛爾蘭教會——抵觸的所有人的宗教、法律與政治權利。

18世紀後期，愛爾蘭刑法體系的崩潰引發了新一輪沖突，在解除對愛爾蘭天主教徒從事買地與經商活動的限制之後，天主教徒與新教徒競爭加劇，雙方相互攻擊，而且手段逐漸走向極端。許多長老會教徒、天主教徒和自由派新教徒參加了聯合愛爾蘭人協會——一個受法國大革命鼓舞的民族主義運動組織，目標在於結束愛爾蘭的教派分裂，建立一個不分教派的獨立於英國的愛爾蘭共和國，但他們1789年發動的起義慘遭失敗，更加強硬的新教徒被英國政府積極武裝起來以對抗激進分子，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由此分成持久敵對的兩個陣營。

1801年，愛爾蘭國會解散，愛爾蘭並入聯合王國，天主教徒開始尋求更加開明的改革出路，他們致力於恢覆愛爾蘭國會和地方自治，但新教徒害怕成為天主教統治的愛爾蘭的少數派，趨向於支持繼續由英國統治，宗教沖突表現在了支持聯合法案的人和反對聯合法案的人之間。進入20世紀之後，因為害怕生活在一個羅馬天主教會支配的壓倒性優勢的天主教國家，新教徒組建了阿爾斯特同盟，誓言如有必要將用武力抗拒愛爾蘭的自治，而在獨立戰爭期間，新教徒組成的阿爾斯特志願軍積極協助英國軍隊對抗獨立武裝及德國志願者，他們以愛爾蘭北部為據點，活動範圍一度擴大到了愛爾蘭西南部。隨著愛爾蘭王國的獨立，英軍退守貝爾法斯特地區，大多數阿爾斯特志願軍成員接受了英國軍方的收編，改名為貝爾法斯特師，該部並未獲得正式參戰的機會，但在雙方的摩擦沖突中染了不少同胞的鮮血。1916年的貝爾法斯特危機結束後，英軍撤離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師分崩離析，許多人逃亡美洲，也有不少去了往英國，在英國政府的縱容甚至是暗中支持下繼續從事反愛爾蘭政府的活動。

由於在英國統治時期，愛爾蘭北方的新教徒占據權力上層，天主教徒往往生活困苦，愛爾蘭王國的土地和經濟政策致力於縮小階級差距、維持社會平衡，自然是讓天主教徒受益較多，有不少新教徒的切身利益受到了損害，這些人大多只是在情緒上抵制由天主教徒把控的愛爾蘭政府，但在阿爾斯特同盟的煽動下，極端的暴力事件屢見不鮮。在克雷加文執法官被殺案件之前，已經有兩百多件涉及人身傷害乃至謀殺的案件是由新教徒造成的，還有相當數量的經濟案件和抗拒法案推行的情況。盡管愛爾蘭的警察司法系統被要求以秉公執法、謹慎對待的原則處理與新教徒有關的事務，各地在執行上並不能保證絕對的公正，各種矛盾、誤會、摩擦不可避免。那位被槍殺的執法官員，據說便是因為在往常的工作中得罪了當地一些有勢力的新教徒而遭報覆。

政治不比軍事，勝者為王，敗者成寇，強權鎮壓固然簡單直接，在這個講求文明的輿論時代，尤其是在通訊技術最為發達的歐洲，橫蠻血腥的政治舉措會使施政者受到各方各面的壓力。時值英國王儲攜王室成員及政府政要訪問愛爾蘭，英國又是頭號新教國家，能否妥善處理此次宗教流血沖突，化解愛爾蘭北部的危機局面，是對夏樹和愛爾蘭政府的又一次嚴峻考驗。

愛爾蘭當局迅速停止了因英國王儲訪問愛爾蘭而開啟的雙邊經貿協商，夏樹與愛德華王儲一行在都柏林道別，他搭乘專機返回利默裏克，英國人則乘坐海軍臨時派來的艦艇返回國內。面對外界鋪天蓋地的指責，愛爾蘭政府迅速做出回擊，他們一方面呼籲發生沖突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雙方保持冷靜克制，勿因外部挑唆而做出手足相殘的錯事，一方面通過司法渠道對案件進行特別審理，邀請各界人士出席庭審，並通過廣播和報刊公布案件調查的階段性成果。與此同時，愛爾蘭政府還邀請德國、奧匈帝國、意大利這些同盟國以及丹麥、瑞典、西班牙等中立友好的外交、新聞人員前往愛爾蘭北部，見證愛爾蘭政府在調解宗教矛盾時所采取的非暴力手段，辟除有關愛爾蘭軍隊大肆屠殺新教徒的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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